“布鲁诺·拉图尔：健康危机是气候危机的一次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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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期间引起担忧的不仅有病毒，还有气候危机:澳大利亚大火和南极罕见的高温，我们急需应对的灾害不仅有较短的疫情，也可能有长期的气候变化。 拉图尔最近在critical inquiry上指出，气候问题和健康问题不仅与自然因素(气候和病毒)有关，也与社会组织的方法有关，后者决定了前者如何产生影响。 健康危机加强了国家权力，与病毒相比，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了严格的人口管制措施以保护人们的生命。 但是，为了应对气候灾害，这种依赖统计学和生物权力的国家模式及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措施还有效吗？ 在气候危机中，破坏生命生存条件的不是病毒，而是人类自身。 也许该轮到管理部门向探索全球化大生产以外的生活习惯的人们学习了。 这次国民禁产的“大斋期”也许是反省未来应该如何应对气候灾害的机会。

布鲁诺·拉图尔

那些为了团结什么都不做，希望远离前线的人，距离复活节40天的禁食和忏悔之间意想不到的巧合依然受到欢迎。 对他们来说，这次被迫禁食( fast )是世俗的、共和国的斋月( ramadan )，是反思这些事情的重要而无价值的好机会。 病毒干预似乎将是下一次危机演习。 重新规定我们的生活条件，扰乱日常生活细节的危机，给所有人带来了挑战，我们必须好好整理生活细节。 我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支持健康危机对气候变化的准备、说服和激励的假设。 这个假设还没有被验证。

相继发生健康危机和气候危机，是人们突然痛苦地意识到社会的经典定义，人生活在人群中( humans among themselves ) -毫无意义。 社会状况总是依赖于多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其中大部分不是人。 微生物的因素是这样的(我们在巴斯德[pasteur，法国生物学家，发明疫苗的人]之后弄清楚了)。 互联网、法律、医院组织、国家物流、气候也是如此。 当然，尽管对抗病毒的“战争状态”的喧嚣包围着我们，但病毒是链条的一部分，口罩和试剂盒的库存管理、产权的规定、公民的习性和团结的态度，同样重要地决定着感染源的致命程度。 考虑到病毒的一部分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全网，同一病毒在新加坡、纽约、巴黎的作用方法各不相同，这种传染病不再是“自然”现象，过去的饥饿和现在的气候危机也不仅仅是自然现象。 社会已经超出了社会交往行业的小范围。

尽管如此，能否进一步进行这个类比还不清楚。 毕竟，健康危机并不新鲜，迄今为止迅速激烈的国家干预也没有创新。 我们只要看到马克龙总统作为国家元首的热情，这是他迄今为止相当缺乏的。 只是比起警察任务的恐怖袭击，传染病让领导和当权者们“保护”意识——“我们必须保护你们”“你们必须保护我们”——这种意识重建了国家权威，在其他情况下必然会遇到人民暴动的措施。

但是，这样的国家不是二十一世纪的国家，也不是生态发生了变化的国家，而是十九世纪所谓的生命权力( biopower )的国家。 根据Alain Des RosièRES ( Alain DES ROSIèRES )后期的说法，我们可以适当地称为统计学( statistics )国家( state ) :即在专家力量的指导下，按照自上而下的辖区网格进行人口管理。 。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复苏，唯一的不同是这个措施从一个国家复制到另一个国家，进而传播到全世界。 我认为目前局势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被困在家里，外面只有扩大的警察权力和救护车的喧嚣，我们集体演绎着夸张的生命政治( biopolitics )形象，就像我们直接从米歇尔·福柯的演讲中搬家一样。 人们视野之外的劳动者大多被遗忘，为了让其他人继续躲在家里，他们无论如何都要被迫工作。 移民们当然不能自我隔离在他们自己真正的家里。 但是，这个夸张的画面恰恰不是我们时代的画面。

可以说“我会保护你的生命”。 我可以保护你免受病毒侵害。 只有科学家知道这种病毒的下落。 其影响只能通过收集统计数据来理解。 也就是说，国家和“我可以保护你的生命。 因为我能维持你活着的人的生活条件。”和国家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让我们想想马克龙总统以丘吉尔式的口吻，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将天然气和石油储量留在地下，停止销售杀虫剂，废除深耕，并大胆禁止酒吧露台采用室外取暖器。 想象一下如果燃油税发生了黄背心起义，这个声明会引起什么动乱。 整个国家都会沸腾。 但是在生态危机下保护法国人民自身利益和死亡的要求比在健康危机下提出的要求要合理。 生态危机影响到大多数人而不是几千人，因为它不仅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且是永恒的。

很明显，没有国家能这样做。 幸运的是。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国家不知道该如何准备从这次危机进入下一次危机。 在健康危机中，政府扮演着非常经典的教育角色，其权威与旧边境完全一致——突然回到欧洲边境的旧说法可悲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生态变化中，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管理部门必须向不同的民族( multiform people )学习，在不同的规模上，人们要在什么样的辖区逃避全球化生产，以各种新的方式生存。 在生态危机中，现有的国家完全不能自上而下地做出规定。 如果说在健康危机中，勇敢的人们必须像小学时一样重新学习洗手的方法，咳嗽时必须用胳膊弯着嘴，那么在生态的变异中，进入学习状态的就是国家。

“抗病毒战”模式不合理还有一个原因。 在健康危机中，也许整个人类确实在“抗病毒”。 病毒对我们没意思，但从一个呼吸器传到另一个呼吸器，计划外杀死我们。 在生态学的变化中，情况发生了悲剧的逆转:这次，改变了地球上整个生命生存条件的可怕毒素不是病毒，而是人类！ 但是，不是全体人类，而是没有宣战就向我们发动战争的人。 民族对这场战斗准备不充分，计划不完备，计划也最差。 因为这次前线不止一个，和我们各自交叉。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病毒的“总动员”没有任何方法证明它能防备下一次危机。 总是停留在上一次战役的经验的，不仅仅是军队[2]。

但归根结底，我们还无法预料无论是世俗还是共和国大斋期，都会引起巨大的变化。 多年来，这第一次有10亿人被困在家里，重新获得了被遗忘的奢侈机会:反思和考察了什么样的普通多余，处处搅和人们的东西。 尊重漫长、痛苦、意想不到的斋期吧。

[1]阿兰·罗歇，《大数字政治学:统计学思考的历史》( thepoliticsoflargenumbers:ahistoryofstatisticalreasoning )，卡米尔·纳什( camile naissing )

[2]译注:根据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常采用的谚语，“和平期间的军队总是在研究如何作战”。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信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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