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复出与科学的春天：我愿意当你们的后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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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拉开了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序幕。 图/回答者提供

开启科学之春

《中国信息周刊》记者/李明子

本文首次在总第877期《中国信息周刊》上发表

系里还有谁是委员？

1979年1月，国务院同意了中国科学院关于恢复院系活动的请示报告。 1月23日“首都科技界春节茶话会”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执行恢复系的业务。 但是，通知应该发给谁？ 现在需要名单。

“系”这个充满年代感的名词诞生于1955年，是中国向苏联学习的成果。 负责中科院全院的学术和科研工作管理工作，其委员大会曾为中科院最高决策机构，组织系委员选举院长。 1994年，“系委员”正式更名，成为今天大家都知道的“院士”。

“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学部作为“资产阶级科技路线的产物”被取消。 钱三强从建国初期就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建立，同时是首批233名学部委员之一。 但是，这位年轻时在法国居里实验室留学、回国开创中国核能事业的科学家，在“文革”期间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在陕西合阳“五七干学校”进行养猪、锄棉花、施肥多年。 无论在哪一年，境遇都比钱三强困难和危险的科学家很多。 这时，他有麻烦了:有谁能接受恢复系后的工作吗？

钱三强想出了名单。 他翻开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座位图，被排列在桌子上，所有参加者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映入眼帘。 印象中，用钢笔在系委员的名字上画圈，有时和周围的秘书葛能全确认。

“全国5586名科技代表记得当时我们在图上发现了222人，但后来发现的不是(系委员)。 ”。 葛能全对《中国信息周刊》的回忆说。 据中国科学院院史记载，参加大会的学部委员只有117人。

“那个时候健在的、可以活动的学部委员参加了科学大会，所以这是最好的。”今年80岁的葛能全还记得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场景。 当时，他置身于人民大会堂的万人观众席，也许无法完全理解这次会议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科学之春”终于到来。

重整科学院

1976年10月7日晚，在上海开会的方毅用英语接了女儿的电话。 副本又短又异常。 “妈妈病了。 请快点回北京。 ”。

当时方毅的身份是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在上海参会的他还不知道北京天翻地覆。 “四人帮”前一天被逮捕隔离的消息尚未公布，上海仍在他们控制之下，方毅要想迅速安全返回北京，只能采取这样的通知方法。 9日晚，方毅抵达北京，比原计划早两天，随后他向值班室秘书表示:“中央领导同志想得真周到！ 感叹道:“。

回到北京不久，方毅离开了16年的外经部，转战“文革”的另一个灾区中科院。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称方毅为“科学家”。 因为方毅知道科学知识很多，可以背化学元素周期表。 1977年1月12日，方毅带着助手和秘书创新高，他的新身份是中科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中科院副院长，协助院长郭沫若全面主持员工。 在这个时候，方毅面临的是被“文革”严重破坏的混乱。

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系统迅速达到高峰时，从1958年到1959年，共有300多个研究室，各省都有科学院。 到1965年，中科院有105个科研机构、6万多名员工，其中技术人员21937人。 在10年的动乱中，这些机构被肢解、下放或直接取消，到1973年科研机构被消除了大半，只剩下53个。 科学技术人员被认为是“臭老九”，因关闭牛棚、下放劳动、迫害而死亡。 北京地区各研究所的170名高级研究人员中，有130人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领导干部和科学家受迫害死亡的达到229人。

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创始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因为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侄子，在“文革”中受到批评，后来被红卫兵迫害，自杀。 仅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中科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有20人。

“文革”中好一点的境遇是下放劳动。 今年91岁的中科院院士何祸廑对《中国信息周刊》表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干校在北京大兴县，(第一代)所长张文裕当时快60岁了，有些年纪了，他的任务是养鸡。 我年轻一点，在那里种西瓜，更年轻的人去种水稻。 ”。 在这种情况下，科研工作基本瘫痪，科研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估计落后了差不多半个世纪。

1975年科学界出现了短暂的“春天”。 当时负责科技工作的华国锋副总理让邓小平到中科院维修胡耀邦、李昌等人，恢复所长职权，帮助科技人员处理房子、车票、妻子(两地分居)、孩子(进入托儿所)、火炉(煤气罐)的问题。 这“春风”只吹了120天，就被“邓小平反右”的浪潮压制住了。 因为这个原因，方毅来中科院的时候，大家还是袖手旁观的。

方毅对此早有准备。 他在中科院的头两个月，召开了一系列揭露“四人帮”犯罪的会议，对核心集团内部部分干部的错误展开了思想斗争。 并恢复了科研工作，在院内召开了支农科研、富铁矿会战、地震工作、强激光会议等业务会议。

1977年5月12日，方毅在中国科学院的会议上讲话。 被秘书寄来的备忘录打断了。 小平请方毅和李昌去玉泉山，谈谈科学和教育工作。 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复活。 上午10点，两人到了邓小平的住处。

这次谈话的文案，总而言之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小平说，为了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提高是重要的。 工业方面，交通能源先行，全国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技术为先行官。 邓小平指出，科学研究是劳动，科学技术人员是脑力劳动者。

5月30日，方毅和时任院党组副书记武衡向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报告科学院工作，华国锋主持会议。 会议提出，为了在二三十年内提高科学技术，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认知。 因为这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震撼全国。 科学大会的规模可以很大，对人民有贡献的科学家应当表扬和鼓励。 大会在中央召开，包括工业、农业、商业、国防、对外贸易等多方面的科研部门。 指出了大会要讨论的所有问题，写了20世纪的要求，大力制造舆论，发出了让大家看了通知不能一动不动的通知。

当时，国家科委与中科院合并，直到这一年9月重新独立。 为此，这次大会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学委员会负责筹备。 这是公开史料中首次提到“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这次会议精神，方毅将于6月20日至7月7日召开医院实务会议，从思想上“深入渗透‘四人组’运动”，从业务上“尽快提高科学研究”，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会议讨论了《1978-1985年中国科学院快速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其中提出的科学院五大要点科研项目在今天意义非凡，它们是分子生物学、材料科学、半导体、计算机技术和科学遥感技术、激光技术。

对科学院来说，这次会议最重要、实际影响最大的成果是决定实施10项措施以恢复科研秩序。 除了恢复科学院的日常工作外，最重要的任务是筹备全国科学大会。 1977年6月6日，华国锋批准成立由16人组成的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以方毅为首。 在第二年科学大会召开之前，每月有几次会议，其中最有名的是1977年8月4日至8日召开的科学教育事业座谈会，由于邓小平在最后一天发表了演讲，因此这次会议也被称为“八八座谈会”。

从高考回归“陈景润现象”

1977年10月底的一天，19岁的南京年轻人武夷山和往常一样，天刚亮就起来，在干农活之前抢了两个小时看书。 《灵歌风》《法国内战》给他过时了，但一个月前的《参考信息》也随时在口袋里掏出来看。 高中毕业后下乡的武夷山，不知道自己将成为最后的知青，命运改变了这一天。

大队广播读了《人民日报》21日发布的新闻《高等学校招生将进行重大改革》:今年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返乡知识青年……反复对德、智、体进行全面测量，择优录取的大致情况……“我意识到，机会来了。” 武夷山谈到了《中国信息周刊》的回忆。 他还不知道，被改变命运的，不仅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还有全国的知识分子。 这些变化都是以两个月前的“八八座谈会”为开端的。

在那次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33名科技工作者和科教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较大的讨论。 这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科教工作者座谈会。 上午8点50分，刚回归的邓小平穿着白衬衫、绿裤子和黑布鞋，在女儿邓楠的陪同下进入人民大会堂。

那年邓小平73岁了。 距离20世纪末还有23年、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赶超任务”，应该从哪里着手呢？ 邓小平说:“从科学研究、教育开始，不从科学研究、教育开始，实现赶超是空语。 ”。 所以在中央分工的时候，他必须自己鼓起勇气做科学教育工作。 会议开始的时候，有些人说错话，担心将来会被编辫子，但邓小平强调“在会议上的发言可以长也可以短，插队也可以说什么。”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在会议上反复表达的观点。 8月5日，北大物理系副主任沈克琦发言，谈大学教育改革工作。 邓楠刚介绍了沈克琦的身份，邓小平就对他说:“邓楠是你们的学生啊！ ”。 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邓楠此后长期在国家科委等部门工作。 那时，邓小平接着说:“黄昆现在怎么样？ ”。 当得知黄昆在昌平的北大电子设备厂一边教育一边在工厂工作时，邓小平说:“他批评了我，是我伤害了他。 至今他仍坚持应该成为半导体所所长，北大兼教授，正在上课。 这件事还需要中央通过，国务院批准，我就是这个意见。 ”。

除了给知识分子平反之外，这次座谈会的另一大成果是恢复了高考。 对于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导师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邓小平当场要求改变，“从今年开始改变，不要等待。 ”。

1977年冬天，武夷山和全国570多万人一起参加了高考。 第二年年初，他收到了南京工学部(现在的东南大学)的电子工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由于许多知青长时间工作，没有像武夷山那样放弃书本，1977年的这次高考最终只有27.3万人达到分数线，平均每21人中就有1人被录取。

“《八八座谈会》给我们带来了思想上的巨大转变。 也就是说，建设中国不能依赖阶级斗争，要把精力集中在“四个现代化”上，建设国家必须进行科学、教育、人才。 ”。 原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在其回忆录《科技政策研究30年》一书中总结说:“所以《混乱反正》是从科学口开始的，后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意识到建国后搞了十几年的阶级斗争纲是错误的。”

1978年1月，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杂志第一期发表。 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例外地以三版的篇幅转载了这份复印件。 随着报纸和广播的传播，文案主人公陈景润——在侮辱和混乱中躲进书本、勇攀数学高峰的瘦子，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国家喻户晓的科学明星。 《人民文学》周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陈景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描绘成主角和英雄的知识分子。

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武夷山从徐迟的文案中读到:“为革命研究技术，显然又红又专业。” 陈景润的叙述与《文革》中推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念正好相反。

“陈景润的工作是迄今为止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最佳成果，这无疑是世界公认的。 但是，这个身体在“文革”期间被批评为白专的典型，“文革”结束后，他“红色而专业”，这就是政策上的突破，传播他有很多政治意义。 ”。 中科院秘书处处长明廷华对《中国信息周刊》表示。

对陈景润事迹的大肆报道是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推进计划的一部分。 1977年8月29日，大会筹备办公室发表了《关于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推进重点》。 在该文件的指导下，文化部发出通知，要求相关机构拍摄和创作更好的、复制科技工作的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作品，为科研工作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制造舆论。

科学大会前典型人物的推广，大多集中在数学行业。 当时，中科院数学所的陈景润、杨乐、张广厚成为风靡全国的“偶像天团”。 期间，陈景润破格晋升研究员，中科院数学所还有两位青年数学家杨乐、张广厚因研究实习员破格晋升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史系主任王扬宗解释说，当时我国的理论物理水平比较落后，没有进行实验研究的经费，需要进行化学、天文观测等实验的学科发展很快，但生物行业受苏联李森科理论的影响，出现了很大的倒退。 “数学研究所需的条件比较简单，只要几张纸就可以了。 ”。 因此，“文革”期间，只有对外条件较低的数学学科没有中断，甚至在一些学者的笔下也有了突破。

“那个时候，每个省都需要典型的树，有有名的，也有小的。 树的典型本身就是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混乱。 ”。 王扬宗是这么说的。 在这股科普经典热潮中，各地都在发掘“自学成才合格”的案例。 例如，下放期间主修数学，后来成为世界性曲面数学家的肖刚等。

寻找和塑造科学的典型，从中央到地方，科学大会的动员会议都在积极举行。 1977年9月21日，中科院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发布了《关于举办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 多个省和部委都由第一书记亲自逮捕，召开了1万、数万、甚至200万人的动员大会和广播大会。

1977年8月29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特刊刊登了《中学生必须学好基础科学知识》一文，在第二版请化学、数学、物理专家各写一篇论文。 中科院院士唐敖庆发表《写给青少年化学爱好者》。 杨乐、张广厚共同撰写了《学好数学的方法》，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的邓柏林的复印件是《中学生要为革命学好物理课》。

所有迹象都表明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

王扬宗回顾其历史说，在筹备科学大会近10个月的时间里，社会上鄙视知识分子的风气被彻底扭转了。 表彰了从全国到各省市，许多先进的科技工作者和大量的科技成果。 仅在全国一级，就表彰了862个先进集体、1192个先进科技工作者、7600多项优秀科技成果，各省市、地方表彰的人数和科技成果越来越多。 也就是那个时候，“学好数学物理学，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语。

拥抱科学之春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 张开双臂，热烈拥抱这个春天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虹云字正腔，热情的朗诵声，被比浪高的掌声淹没，几乎看不下去了。 这是1978年3月31日人民大会堂的一幕。 虹云宣读的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闭幕演讲《科学之春》，由胡平执笔，以郭沫若的名义发表。

当时，86岁的郭沫若依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但从身体状况上看，他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 大会前一天，郭沫若与夫人、医生进行了上午的谈判，争取了宝贵的30分钟参会时间。 因此，被沈发缠住的郭沫若只在13天前的大会开幕式上短暂出现，没有出席最后一天的闭幕式。

葛能全还记得郭沫若最后的样子。 我记得他在3月18日的开幕式上，坐在主席台中间的华国锋以报告间隔静静站起来，走向主席台一侧，依偎着郭沫若，说了几句话。 会议结束后，他知道华国锋在意郭沫若，多次问他是否可以先回家休息。

《科学之春》演讲稿具有郭沫若的个人风格。 在大会闭幕之夜，他出现在了三个月前刚播出的电视节目《信息联播》中，并通过广播传遍了全中国。 郭沫若在这次大会结束两个月和十二天后去世，但他生前最后的书面演讲，敲响了新时代的序曲。

这个被当时的中学生反复背诵的演讲实际上是临时的“加戏”。 在全国科学大会筹备期间，职工领导小组的研究决定，文件起草小组3名成员分别起草了邓小平、华国锋和方毅的演讲稿，3篇均以“科教兴国”为基调。 但是，华国锋迟迟不答应，在大会召开前通知，已经让另一个人起草演讲稿，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让文件起草小组感到不安，他说:“我们希望这是一次提高大会情绪、鼓励会议、鼓舞士气的大会，所以决定请郭沫若。 ”。 《科学之春》的起草者胡平这样回忆道。

当时，离闭幕式还没几天，一开始徐迟决定在这匆匆写一章。 但是，看了徐迟提交的原稿，我发现写着“很浪漫”，不能使用。 当时是3月27日，离闭幕式还有4天。 经过讨论，文件起草小组最终决定，由中宣部“借调”给会务组年轻干部操刀。

胡平勉强答应了。 傍晚，他从北京西酒店坐公交车回家，突然抬起头，看到车窗外的柳树在拔新芽。 胡平回忆说:“感觉春天来了。” 1976年粉碎“四人组”，1年沉淀，到1978年发生了变化。 这不仅仅是自然界的春天。 回到家，胡平一夜未眠，第二天交稿，稍作编辑就把考核发给郭沫若。 根据发稿同事的反馈，郭沫若很高兴看到。 只做了个别编辑，就用颤抖的手在复印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同意了。

这次科学大会的另一部载入史册的是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演说。 当时担任钱三强秘书的葛能全回忆说，当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我想成为你们的物流部长”时，全场掌声不断。

三年前，邓小平第二次回归时，党中央派胡耀邦到中科院主持员工，在当时写的《报告提纲》中引用毛泽东的语录“科技就是生产力”，指示毛泽东不记得自己说过这句话，“四人帮”就是“邓小平反右” 现在，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中可以知道其意义。

10年后的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非常正确的，但现在也许还不够，但也许是第一生产力。” 此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许多场合被强调，成为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名言之一。

何碍说:“知识分子对这次大会、邓小平有着特殊的感情。” 在会议上，70多岁的南京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听了小平的话，哭得热泪盈眶。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兴奋地说:“我今年82岁了，但现在我的心充满了活力，我要以82岁为28岁来迎接。” 上海生理所所长冯德培说:“过去处理了很多争议，大家可以放心闹事了。 ”。 当时，中国科学院在世的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达到了73岁。

全国科学大会后，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中央批准中科院恢复院系活动，并获得了院系委员的增选。 1979年5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起草新增本科委员，制定《新增本科委员办法》，提交国务院2个月后批准，中断23年的本科委员新增工作终于在1980年11月恢复，自然科学行业新增283人。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学部委员的增选在那之后停滞了10多年。 到1991年为止，再次增选了210名学部委员。

1979年，方毅接替郭沫若，成为中科院第二任院长。 他和副院长李昌一直强调他是外行，要把科学院交还给真正的科学家。 “院长应由科学家担任，且不得终身制”方毅的这项建议经院党组讨论，并经中央同意，最后在中科院得到落实。 1981年5月，在方毅的力量下，物理化学家卢嘉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三代院长。

从1977年到1981年的4年间，作为“文革”灾区的中科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王扬宗指出，这第一是无法与方毅和李昌两人的杀戮力量合作。 1981年，在方李的发起组织下，中科院制定并公布了建院以来的第一个院章——《中科院试行章程》。 章程规定由学部委员会选举主席团，由主席团选举科学院院长。 王扬宗说，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最接近国际科研体制的制度性文件。 本章程自1984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被废除，但其明确的科学技术专家治疗院的大体情况，在中国科学院一直得到坚持。

“方毅和李昌高瞻远瞩，虚怀若谷，为了全院的长期快速发展，主动放弃了个人权力。 他们是中国科学院新体制的创立者。 这个新体制，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科院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他们身上，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务实的真正追求和平坦无私的高风亮节。 他们对专家治疗院的再三，仍然值得现在的决策者和科学家们参考学习。 ”。 王扬宗充满感情地说。

“‘科学之春’后，我国科学很快进入改革期，最大的优势是努力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 王扬宗说，这与大的历史背景有关。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开始全面改革开放，国家生活的中心是经济建设。

198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中科院的方针是:应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有选择地参与快速发展事业，继续重视基础研究。” 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1987年初，中科院提出了新的医院经营方针:“动员、组织第一力量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并保存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科技跟踪。”

随着强调经济快速发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不再流行，“造导弹的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拿剃刀的”形容了这个时期的科研工作者。 王扬宗的研究表明，由于当时的通货膨胀，国家对科研经费投入的增长停滞，科研快速发展面临较大困难，科学家收入相对减少，普遍出现“脑体倾倒”的现象。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1988年的调查，30年工龄以上的老知识分子，当时的收入都低于工龄的体力劳动者。 中国现在是一群留在海外的一流华人科学家，有相当一部分在那个时候出去了。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全面落后于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经济是最重要的事，科学技术特别是基础研究没有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行业，而是由当时的客观现实决定的。 随着中国经济起飞，科学技术很快回到了决策者们视野的中心。

数据显示，自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以来，科技资金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经历了先增后减、后复的过程。 科技资金所占比例自1978年以来逐年增加，到1983年出现第一个高峰，占总支出的5.61%。 此后，这一比例开始曲折，2000年最低降至3.62%，随后再次回升，年国家财政科技资金4902.6亿元，占总支出的4.49%。

明廷华氏说，40年来，中国的科技水平和西方的差距确实缩小了。 具体而言，应用方面步伐较大，基础研究方面进步相对较小，后者与国外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曾说过:“文化大革命破坏最严重的是什么？” 我以为是科技教育呢”为什么呢？他解释说，科学教育的快速发展周期长，恢复需要长期，恢复非常重要，所以应该尽早着手。 明华说:“当时我的孩子还很年幼，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感化，后来去了理工科。”

“‘文革’期间，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偏左的，但仅仅两年时间，就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名誉和地位。 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如果他们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办不到。 ”。 王扬宗说，科学技术确实有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人们必须看到，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有着更深远的重要意义。

(《中国信息周刊》年第43号)